在我国，10年前，蒋国珍曾经有过“中国远程教育何时进入主流”之问，但是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学术界多大兴趣。“不能用以往常规大学的质量标准来衡量网院的学生”——这是十多年前国内学术界“权威”的共识，随后也成为远程教育工作者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内远程教育界似乎是“心甘情愿”安于边缘化现状。当然，随着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学习进入普通高校校园，中国远程教育工作者似乎也看到了“主流化”的曙光。

面授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主流；如果一定要用到“主流”这个概念的话，远程教育和面授教育都是高等教育的主流，它们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由此产生的协同效应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适应变革中的社会。所谓远程教育“进入主流”或“主流化”，并不是意味着它成为面授教育的一部分，而是说它凭借自身的优势进入高等教育的中心。这个观点比丹尼尔认为远程教育是“教育和培训这个大领域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更符合今天高等教育领域的现状。

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谋划下一步的发展。比如，21世纪的开放大学需要调整自己的使命和目标吗？需要重塑远程教育运作模式吗？面对普通高校的“抢滩”而造成的“非传统学生”流失，其他开放大学能否像我国香港公开大学等一样在“传统学生”市场分一杯羹？开放大学的主要目标群体依然是“弱势/被边缘化的学生”吗？越来越依赖教育技术的远程教育会使远程教育学生在21世纪再次被边缘化吗？开放大学能从远程教育与面授教育的融合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开放大学如何才能既继续保持在传统市场的优势又能够拓展新市场以应对普通高校的竞争？是否应该尝试与普通高校联手推动远程教育与面授教育的融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需要反思的问题还有很多，重要的是远程教育工作者应该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继续引领教育创新，这是过去一百年一代又一代远程教育工作者给新一代教育工作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至于普通高校及其工作者，在融合远程教育之前必须首先审视自身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为开展或融合远程教育做好准备，切忌以远程教育理论与实践引领者自居。决策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把一种“外来的”教育模式融入本校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实践中会牵涉很多层面的复杂问题。普通高校必须了解远程教育的历史，虚心学习开放大学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失败教训，明确融合远程教育的具体目的，并全面分析这种融合的机会成本。可以说，在充分发挥远程教育优势方面，普通高校依然任重道远。